如果缺乏仔細規劃和影響力評估，慈善家往往難以了解其捐贈所創造的成果。如何才能準確評估慈善事業的績效？
每個慈善家都希望創造正面的影響，並且將影響力加以量化越來越重要。傳統捐款主導的「支票簿慈善」時代已經一去不復返。
如今，慈善家希望確保在他們關心的慈善工作上，能創造最大的改變。為了實現長期的變革，他們採取了更具策略性的思維。隨著他們與非牟利組織的接觸變得更熟練多元，他們的影響力評估方法也勢必變得更為精細。
致力支持新加坡弱勢青年的 Octava 基金會行政總裁 Raman Sidhu 表示：「慈善領域迫切希望能夠衡量變革的程度。即使不能在短期內實現，至少也應在中期達到。」
她補充：「你起碼應該得到『表面效度』或基於數據的保證，確保你的支持將長遠為合作的社區帶來正面影響。」
然而，亞洲各地的家族都發現，要衡量善心帶來多少社會和文化影響，尤其是當他們採用了多維度的方法，投資涵蓋多年的慈善項目時，這個挑戰可謂艱鉅。
Rumah 集團董事 Thomas Riber Knudsen 談及衡量他和妻子在海洋保育方面的工作何其複雜。他解釋：「我們正在菲律賓投資一家海藻公司，旨在改善海洋環境。這家公司支持生態系統並促進生物多樣性，意味著漁民可以捕獲更多魚，也為海藻養殖者創造就業機會。 」
「與此同時，它可以封存碳，有助減緩溫室氣體效應。正因它涉及幾個領域，對我們別具吸引力。」
現今包羅萬象的慈善事業
根據 星展私人銀行 的最新研究，大多數家族辦公室都有信心，他們能夠衡量家族慈善事業的影響力。不過，也有為數不少的人意識到尚有改進空間。
三分之二的人承認，他們需要更好地量化其對慈善機構和社會企業的投資所帶來的影響。此外，67% 的受訪者表示，他們在支持非牟利組織之前會加強審查，例如評估其領導層和財務報表。
由於他們支持的項目種類繁多，家族辦公室和基金會都在設計量身定做的影響力評估。
新加坡 ECCA 家族基金會意識到，要在整個投資組合中綜合計算影響力幾乎是不可能的，因此他們設計屬於自己的一套框架。這一框架從兩個層面衡量成果，分別是夥伴從合作關係中獲得的成果，以及社區因集體行動而實現的成果。這些成果涵蓋環境健康、社區繁榮和個人賦權等範疇。
ECCA 使用多個指標來衡量這些成果的進展，包括基於流程的指標，以追蹤評估受資助組織在合作後的能力表現。
ECCA 董事總經理 Carol Liew 表示：「我們不僅支持項目本身，還希望我們的合作夥伴茁壯成長。我們會想，他們的財務和治理有所改善嗎？他們有改進衡量影響力或聘用人才的方式嗎？他們作為一家機構的運作方式有改變嗎？」
影響力評估，取決於執行環境
社會企業和慈善機構並非獨立存在，慈善家在與它們合作前，應該考慮更廣泛的社會背景。貧窮、種族衝突和侵犯人權等潛在挑戰，都可能對計劃的成功產生影響。因此，影響力評估應利用問卷調查、焦點小組和訪談的方式，收集過往和當前的資訊。
總部位於新加坡的蔡氏基金會採用了一種方法，分析每個項目的總成本和收益，包括無形的社會成果。慈善事業總監 Chua Weiling 解釋說：「我們量化項目影響力的其中一種方法，是透過社會投資回報（SROI）研究。」基金會接待了來自新加坡國立大學蔡天寶社區領袖培育中心的學生研究員，由他們協助制定項目的 SROI。」
置衡量於設計
過去，影響力評估往往位居次要。如今，許多慈善家將其視為策略的重中之中，並在項目開始時盡量引入評估機制。
菲律賓 HOPE 集團和 PCX 集團的創辦人 Nanette Medved-Po 正是如此，這兩家社會企業分別支持可持續教育和塑膠污染，她推動這兩個項目時都制定了具體指標。
她說：「我建立Generation HOPE 和 PCX 的方式讓我可以專注於影響力指標，因為兩者都與收益直接息息相關。就 Generation HOPE 而言，指標代表我們能建造多少教室、幫助多少學生、種植多少樹木、增加的碳封存，以及改善的小農生計。而 PCX，我們專注於清理了多少噸塑膠垃圾，確保其不污染自然。」
要衡量影響力，沒有完美的方法，正如沒有單一形式的慈善事業。即便是經驗豐富的投資者，也很難全盤量化其捐贈所帶來的影響力。然而，如果我們仔細思考哪些評估方法和標準對自己的項目最有意義，並運用合適工具，收集和分析這特定情況中的資訊，我們便能更清晰具體地了解影響有多遠。
妥善的影響力管理，最終能夠透過提供成功的證據，加深慈善家的影響力，並為他們未來更有效的投資提供典範。
